从戴自英、翁心华到张文宏中国感染病学的“华山”路

中国感染病学的“华山”路
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鲍安琪

1984年12月,戴自英退休。翁心华接替他,担任了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。他有意识地请戴老师发表文章,引起讨论,为学科转型做准备。

“我觉得更多是大家习惯了这种复制粘贴以前做法的思路,但现在我觉得我更愿意看见一些接近实际发布的东西。很多人都将其看为主机之战。但我觉得大家做的其实并不相同,并且是一种不同于之前的方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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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是翁心华的老师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。

“感染界的福尔摩斯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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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流行病学史,也是参与这次SARS防治给张文宏最深刻的启发。疫情期间,他替老师坚守在大本营,筛查疑似患者。他还按照翁心华的要求,对国内外所有相关资料进行梳理。5月,两人合著的176页的《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: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》即出版,是国内最早一部介绍SARS的专业书籍。

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、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、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,195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。1955年,创建了华山医院传染科。

1月24日,大年三十,武汉封城第二天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中国医学界学习苏联模式,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传染病科。但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,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,与抗生素、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,向“大感染”学科回归。

戴自英还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,1963年在上海主持创建了中国首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室。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,发音独特,连学外语的人也读不准。戴自英的研究生,后来曾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、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回忆,他们对戴老师的原版英式英语非常羡慕,但仿学很难。一次张永信试探地问能否录音,戴自英欣然同意,认真地将常用细菌名慢读一遍,个别特殊的还加以重复。后来那盘正版磁带被同学们反复翻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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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2年,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,进入其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。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,翁心华的大学老师徐肇玥为副主任。传染科工作条件艰苦,几乎是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。戴自英告诫他们:“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,经得住考验,放得下名利,守得住清寒。”

翁心华说,这不是三个字名称的改动,实际上是学科走向的变革。“这种拓宽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,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。”

专家咨询组由上海市卫生局牵头,由20位来自感染科、呼吸科、临床微生物、流行病学、重症急救等方面的顶尖专家组成。

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、分管临床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巫善明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伏立康唑是专门针对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药,当时还未获批进入中国。SARS期间,辉瑞公司向中国捐赠了一批伏立康唑。该药上海无货,经市领导亲自批示,向北京紧急求援。20支伏立康唑由东航运抵上海,送至隔离病区的医生手中。患者康复出院,成为上海最后一位出院的患者。

“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投进去研究这个疾病的防控,这与翁老师早期就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病是有关系的。”张文宏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关于诊断标准的这个插曲一度引起外媒关注,出现了“上海沿用自定的苛刻标准诊断SARS,令疑似病人数字保持低水平”的怀疑之声,在当时的防疫形势下,上海方面则否认有过不同标准。真实情况究竟如何,在已过去17年的今天,翁心华觉得,终于可以做出澄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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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4月14日,卫生部公布了SARS的五条临床诊断标准,包括5个方面:流行病学史、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和体征、早期白血球计数不高等实验室检查结果、肺部影像学改变病变、抗菌药物无明显效果。4月20日,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,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,只要同时符合第二、三、四条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。

疫情中,中国境内(含香港)累计7000多人感染,死亡649人。其中,北京、广东、香港特区感染人数均超千人。而上海市仅8人感染,2人死亡,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,仅一例属家庭继发性感染,无一例内源性感染,医务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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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虽然这与以前完全不同,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坏事。”

后来,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,专家咨询组成员、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带领SARS流行病学研究课题组,共从疫区采集了近千份血清标本。检测结果表明,在SARS流行中后期,北方有些地区已被临床确诊为SARS的病人中,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SARS病毒感染的依据,即存在“过度诊断”的现象。

华山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、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贵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国内最全,与国际最接轨的。这是因为,一开始他们就是两条腿走路,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组成。“有了这两块,你的感染科才真正能叫做感染科。”

4月20日晚8点,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会议,研究调整后的诊断标准,上海市专家咨询组成员悉数到场。

据英国媒体称,曼联计划在今夏对24岁的格拉列什出手,维拉方面原本要价7千万英镑,但因为疫情影响,媒体估计最终可能会在5千万成交。

他说,当时他们确实承担了一定的风险,但大家都认为,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于上海SARS防控很重要。因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,患者出现咳嗽高热、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。如果把这些都作为SARS疑似病例隔离,无疑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,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,因此要严把关口。

上海市医学会向上海市卫生局推荐,由翁心华来担任上海市防治“非典”(后期改称SARS)专家咨询组组长。2003年3月底,翁心华刚从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返回上海,即收到任命。

“17年前SARS时,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,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。他很有能力,他会做得比我更好。”在这次上海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上,翁心华如是说。

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单,翁心华觉得,跟他们牢牢坚持流行病学史有关。

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共识。1999年,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。改名需要获得民政部的批准。经过三年报批,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。

查房前,各医生先通过科里的微信群上报疑难案例,每周选出其中最疑难的一两个。其中不少是从全国各地转过来的疑难病例。

会议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。从疾控中心出来时,正下着大雨。翁心华说,这不是倾盆大雨了,这是“倾缸大雨”。他搭的是专家组成员、长征医院传染科主任缪晓辉的车。雨水模糊了挡风玻璃,看不清前方路况,也不知道开在什么路上。车逆向驶上了一条单行道,开了一段距离才发现,但没有办法,只能继续向前开。不知过了多久,翁心华终于安全回到了位于肇嘉浜路附近的家。

SARS防治的上海标准

几乎与此同时,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了。3月27日,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来到上海一家区级医院发热门诊就诊,随即转入上海定点收治SARS病人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。4月2日,被确诊为SARS。

与其他医院的传染科大都实行大一统的苏联模式不同,自创建以来,戴自英主导的传染科就实行一种混合模式: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,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。

电话的另一头并不完全同意。但由于经过专家组讨论形成了结论,刘俊、翁心华、俞顺章都很坚持。对方表示,如果上海坚持意见,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,要承担以后的责任。刘俊问翁、俞二人的意见,二人均表示愿意承担责任,当场签下情况说明。

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,就遭遇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:SARS来了。

戴自英提出,厘清“传染”和“感染”的概念,正本清源。国内译为传染病的“infectious disease”,在国际上被称为感染性疾病。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,但感染病的概念大于传染病(contagious disease),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。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,每周四翁教授的大查房,是华山感染科的“岁月静好”。

第二天上午,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、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俞顺章请到位于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指挥部办公室。当着翁、俞二人的面,他打电话给卫生部,说明上海对于诊断标准的意见。

翁心华脖子挂着听诊器,走在几十位年轻医生前面。他个子高,即使人多,大家也能看见他。

2002年11月16日,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。2003年2月,上海拉开了防治SARS的序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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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四上午,翁老师先跟大家一起在科里的会议室回顾这个病例。科里的医生、进修医生和学生,多时七八十人,少时五十来人,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的,有时还坐不下。回顾完,再一起到病房里去看病人。病房小,只有主治医生等在里面,其他人轮流进病房观摩。

不久,5月3日,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,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。

张文宏说,坚持疫源地接触史是传染病防控最重要的精神。“你如果把网撒得太广,反而捉不住真正的大鱼”。这次新冠肺炎防治,上海的策略其实和2003年SARS时是一样的。把来自重点地区的人群“看好了”,就能控制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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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车上,翁心华笑着对张文宏说,SARS时自己在上海弄了半年只弄了8个病人,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,就20个确诊病人了(截至1月23日24点)。自己的第一感觉是,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比SARS还要更强一些。

其中,对北京来上海旅游的一位57岁女患者的救治是最困难的。她的肺部出现继发烟曲霉感染,情况危急。当时国内有两性霉素B可以治疗烟曲霉病,但副作用大,专家组认为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。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终身教授、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提出,可以使用伏立康唑。

翁心华明确提出,不太同意删掉“有流行病学史”,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,都应坚持流行病学史。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。“刘俊局长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,他非常支持我们专家的想法。”翁心华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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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岁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接到通知,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。他因此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。过年不好打车,他的学生、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。

查房制度是戴自英教授传下来的传统。只要不出差,戴老师一定每周查房,而且查房前一天就看病人资料、做功课。1966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,到70年代又恢复了。翁心华说,以前有跟自己一辈的教授一起查房,这些年不少人不在了或者不方便了,就成了他一个人查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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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10月,翁心华当选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,李兰娟等为副主任委员(后李兰娟接任第八届主任委员)。他们的首要工作目标,是将传染病学分会改名为感染病学分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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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从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,三任主委接力的目标。